燕舞的《见解》,专访对象中涵盖了作家、学者、艺术家、海外文化人、记者等文化工作者。通过细细品味华语圈当代文化工作者的工作状态,试图塑出一个有别于传统体制内文化工作者的群体雕像。 以章东磐、吴思、崔永元三者为例。三人均有一个共同点,……
燕舞的《见解》,专访对象中涵盖了作家、学者、艺术家、海外文化人、记者等文化工作者。通过细细品味华语圈当代文化工作者的工作状态,试图塑出一个有别于传统体制内文化工作者的群体雕像。
以章东磐、吴思、崔永元三者为例。三人均有一个共同点,那就是瞄准一个目标,数年如一日精耕细作。像推出《父亲的战场》和《国家记忆》的章东磐,充其量只能算是半路出道的“田野学者”,他的本职是卖手电筒。只是因为一次西南之旅,偶然被中国远征军那些散落于民间的故事深深震撼,于是激起收集并还原这段历史的强烈愿望。
吴思这个名字的出现,很多时候与“潜规则”三字相伴而行。借助早先的记者经历,通过对历史知识的回炉与深加工,历经长期反复琢磨,最终总结出具有浓厚儒家特色的官场文化——《潜规则》。潜规则真正为人所知,并成为一个轮廓清晰的社会现象则是在成书的十年后。
以主持《实话实说》节目而闻名的崔永元,荧屏之外,一直专注于口述历史的挖掘记录。他的团队至今已经采访了4000个人,存下300多份口述历史影像资料,500万张照片。按照崔永元的理解,收集这些人类文明的碎片,“千百年后让后人有一个研究的参照”。
透过这些看似偏执实则真挚的群体,读者得以窥探那些蕴藏于田间地头,偏向于个人努力的文化耕耘图景。他们不仅有一个不甘于不拘泥于现状的执着性格,更有一颗耐得住寂寞的心灵。他们中的许多人或许还算不上知名学者,甚至不能算是专业学者,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,甚至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专业学者所能承载的厚重意义。这些文化工作者的努力,特别是所取得的成就至少表明了两点:其一,从事文化工作不是体制内专家学者们的专利；其二,要想有所收获,无论体制内外,不仅需要储备大量知识,还需要艰苦的努力。
学者艾瑞予曾有过如此慨叹,“曾照亮了中国学术天空的那批大学者,竟然都是民国时期的‘出产’,而随着岁月的滚滚向前,他们已经渐次凋零。令今人难堪的是,他们所留下的位置,竟然找不出有谁可以代替,甚至稍稍与之比肩”。民国时期的学者们到底有何风骨?岳南倒是在《南渡北归》一书中有所披露。
抗战爆发后,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、中央博物院和中国营造学社等五个单位都搬迁到四川偏僻的李村,尽管条件艰苦异常,但学者们依然没有忘记工作本分。梁启超长子梁思成,妻子林徽因身患严重的肺结核却无钱医治,梁思成依然不忘勤耕苦作,最终成就了举世闻名的《中国建筑史》。
遥想当年,我们不能不追问的是,在物质富足无与伦比的今天,我们的学者群体还有多少能够像那些大师们潜心究学?
不必奢望仅仅一本书便能给出确切的答案,但《见解》更像是当代非体制内文化工作者的一组群体雕塑,他们努力从事也很享受着这些区别于体制与商业回报的冷僻工作,从他们的身上,读者至少可以感受到一股带着泥土芬芳的气息:执着与坚守,孤独与睿智,勤勉与收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