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维铮先生所有的努力可以用他的书名来概括走出中世纪，求索真文明。 作为复旦大学出版社社科人文类学术总监的陈麦青，是朱维铮先生《走出中世纪》、《中国经学史十讲》等经典著作的责编。自从1983年听课时认识朱先生，到后来成为朱先生的责编……
“任何一种历史研究，那第一步都只能用力于讨论对象‘是什么’，然后才可能追究‘为什么’。” 《走出中世纪》
本报讯“对于‘大师’，都不能陈义过高，包括我的老师周予同先生，我的祖师爷陈寅恪、梁启超先生，都要作为一个学者、一个人来记录。”这是朱维铮先生在不省人事前，对上海电视台《大师》节目制片人王韧说的。
昨天15时52分，著名经史学家、复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朱维铮因肺癌，在上海新华医院逝世，享年76岁。
这位一生刻苦治学的老先生，最后的叮嘱是:“要爱护好自己的身体。”
秦敏是朱维铮的弟子，在先生最后的日子里，她一直在为他守夜。“先生是个很勤奋的人，所以很透支身体。住院前，每天雷打不动地，从晚上9点钟开始工作，一直到第二天早上7点，然后睡一觉到中午，吃饭以后开始上课会客、跟研究生谈话，晚饭之后，读报看书，到了9点继续工作。”
作为一个历史学家，朱维铮曾说要尽一个历史学家应尽的本分。王韧清楚地记得，朱维铮曾手写了27页的文章来说服他们:蔡元培请马一浮不是做文科长，而是做文科教员。“他也会爬上爬下一整天，找资料验证这期节目的所有细节，是否准确，他总是说，每一个字，都要有出处。”王韧在电话里，哽咽着再三强调:“朱维铮先生是在言传身教告诉你，历史是什么？”
朱维铮坚持，“历史不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。”
都说朱维铮是个道德文章皆好的纯学者，得到复旦学子的深深爱戴。
“先生病危几天，反思自己这几年就像个贪玩的孩子，耽于艺文，忘乎大道。总以为有先生在，用不着自己操心。在先生最后的日子里，用整整两个晚上和我长谈。先生问我这几年做了些什么，做成了些什么？我语塞。先生说:‘很多年一直看着你，没说你。现在再要不说，恐怕来不及了。我是很伤心的，你知道吗？’”昨天最早向媒体发布消息的弟子姜鹏说。
去年12月15日，已患重病的朱维铮，由当时的历史系副主任搀扶着，走上讲台，给复旦的本科生，上了最后一堂课。“讲了整整两个小时，题目叫《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》，记录稿整理出来有1.5万字。”秦敏说，这是朱维铮52年教学史上的最后一课，10天以后，他就住进了医院里，从此再也没有出来。
昨天下午4点半，记者致电复旦历史系钱文忠教授，电话那头，声音嘈杂。“对，我们刚刚送朱老先生。”钱教授一时说不出话。
复旦官网和官方微博发布了朱维铮病逝的消息。在这条消息中，并没有罗列多少朱先生的行政职务，而称朱先生是“坚持实事求是、不懈探索真理的纯学者”。这条微博立刻被转载了上千条，易中天、陈子善、杨锦麟、孙甘露，以及无数尊敬先生的人，纷纷跟帖送上了蜡烛，祝先生走好。
据说他的学生送给他一幅对联，说得很形象:“毒眼看世界，辣手做文章。”而昨天，有人说，朱维铮先生所有的努力可以用他的书名来概括走出中世纪，求索真文明。
作为复旦大学出版社社科人文类学术总监的陈麦青，是朱维铮先生《走出中世纪》、《中国经学史十讲》等经典著作的责编。自从1983年听课时认识朱先生，到后来成为朱先生的责编，陈麦青用一句话评价朱维铮，“他是个真正的男人。朱先生生前有一部书叫《中国经学史》，还没完成。另外，他生前我想编一本‘史学史’的论文集，做学问很严谨的他不同意，说还要最后校对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