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月2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，批准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，发出了推进金融改革、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的强烈政策信号。千呼万唤声中，民间金融获得了“转正”机会。 选择温州作金融改革试点，不仅是因为温州民间资本具有上千亿元的强大规……
3月2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，批准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，发出了推进金融改革、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的强烈政策信号。千呼万唤声中，民间金融获得了“转正”机会。
选择温州作金融改革试点，不仅是因为温州民间资本具有上千亿元的强大规模，还因为近年来随同宏观经济形势的演变，温州民间金融上演了一出出引起强烈关注的悲喜剧。“吴英案”引发的空前讨论，温州老板的“跑路潮”，无不表明，处在狭小甚至地下环境中的民间资本，在对其金融活动的性质、资质、利率区间等等缺乏明确政策界定的情况下，可能带来什么样的风险。最不和谐的对比画面是，在若干中小经济实体嗷嗷待哺生存困难的同时，大量民间游资阶段性地集中对某一类投资品种狂炒，直至价格完全失真，在政策试图禁止民资投机之时，民资又涌向高利贷牟利。
民间资本是祸水还是活水，不在民资本身，关键看政策怎么引导。这是温州金融改革最需要找到的答案。现在，政策信号已经释放，“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”和“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”等任务的提出，为民间金融由非法转为合法提供了路径。
但是，仅仅提出原则还不够，如果缺乏明确的法规政策细节，任意解读温州金融改革的内涵，那么这场事关全局性金融改革的试验，就会冒更大的风险。
比如，民间放贷行为需要什么样的资质才合法？民间借贷利率不得高于银行4倍否则视为非法要不要修改？民间个人直投的资金流向应该如何监管？民间借贷行为是否应该制订规范的合同文本以防止争端？定向借贷行为与非法集资的法律界限在哪里？
民间金融的阳光化、合法化，只有在完善的法律体系保障下才能阳光，才能合法。所以，温州金融改革既需要鼓励实践中的闯，也需要加快法律补充进程。实际上，现在主要的问题不是闯，而是立法。温州资本过去已经闯出了无数的经验教训，但法律建设要滞后得多。随着试点的铺开，已经酝酿到第五版的《放贷人条例》，以及“村镇银行”等配套法规，也到了提速之时。否则，对金融风险已心有余悸的民间资本仍可能置身事外，与这场重大试验不合拍。
即使民间金融合规地阳光化，能否令活跃的民间资本投身于实体经济中而不是投机活动中，与调控政策的走向趋于一致，是另一个难点。这要求实体经济环境的进一步改善，特别是政策环境。
民间资本探出活路，成为经济活动的新鲜血液，还有大量事情要做。制度建设，是需要立刻生产的探路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