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中国风格”等标签。 “挺可笑的。像是行外人干的。简单化是对他的一种贬低。”葛明说，从严肃的意义上来说，他认为王澍的作品存在标志性的一致性，但不是什么“主义”，上述种种形容词，都不是他的本质。“他的本质应该是教育、文化，这是他的抱……
有人去探视王澍的课堂，发现基础教学以木工课为主，接着是石头、砖头、砌筑等课程，也要读《老子》、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。王澍曾给学生上课时要求他们去观察居民的生活方式，几点起床、买菜、做饭等，让学生明白建筑会影响人的生活起居，无论是造房子给人住还是干别的，都应该扎根于真实的生活之中。这很像是复原了王澍自己的童年时代。王澍的父亲在铁路局工作，母亲是教师，因兰新铁路的建设，父母来到新疆安家。他曾回忆说“我记得天气非常寒冷，父辈们习惯于像沙龙一样聚会，几十个人聚在一个人家中，喝着咖啡，谈鲁迅、普希金”。一年两三次，王澍从乌鲁木齐前往北京探望姥姥，在3700多公里的火车路途上涂鸦作画，播下创造的种子。此外，王澍的姥爷是木匠，儿时的玩具都是姥爷亲手所做，王澍的父亲喜爱品种改良，在家中花盆栽种小麦，家中的家具也是出自父亲之手。王澍本人也从小接触自然，会干农活。
房子会说话，说的是造房子的人的情绪。正如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互相反射着对方，将自己隐藏为“匿名的建筑”，以此构成了城市的主体群落；将废弃的旧砖旧瓦拾回来，泰然自若地当做新房子的建材，这个赢得普利兹克评委会尊敬、在评审词中称为在“为我们打开全新视野的同时，又引起了场景与回忆之间的共鸣”的循环利用的做法，并不是偶然产生的。一种朴素的起居、劳作、自制自足的生活理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平静致远的思想相结合，产生了王澍的建筑信仰和建筑语言。
他只是想恢复一些本来就有的东西
一夜之间，王澍的作品被命名为“新江南主义”、“新乡村风格”、“复古怀旧”，还被贴上“中国美学”、“中国风格”等标签。
“挺可笑的。像是行外人干的。简单化是对他的一种贬低。”葛明说，从严肃的意义上来说，他认为王澍的作品存在标志性的一致性，但不是什么“主义”，上述种种形容词，都不是他的本质。“他的本质应该是教育、文化，这是他的抱负。你去听他讲课，绝对如痴如醉。某种程度上，他是想恢复中国一些本来就有的东西。很多人批评他太‘复古’了，在我看来这只是个建筑策略。太多的人其实还不如他现代，有没有一种批判能力才叫现代，不是拿个iphone就叫现代。”葛明说。
正因为王澍在浙江的乡村到处搜罗传统建筑技艺和材料，使得一些濒临失传、遗忘已久的匠艺绝活又被唤醒，存活下来。以数百万块不同拆迁现场捡回来的砖块重新聚合在一起的建筑物，它最重要的意义是提示人们去思考“我们是不是拆得太快了，是不是只顾拆除而忘了它们是怎么建造起来的”，“我们是不是要想一下怎么合理利用这些工艺，发挥它在建筑学上的价值”。
“你要知道，王澍不是那种弄点中国符号去西方兜售的当代艺术家。按照他的知名度，早就可以到处造房子接大项目。可他还是选择在江南一带，不熟悉的他不做，要做就做纯正的。”葛明说。
模仿他？不如学学他的专注
“他既不复古又不托古。有时候我会说王澍看上去像一个古人，这是指他在精神上是十七世纪的人如何面对世界的这样一个状态。他一点也不古怪，也食人间烟火，不会和时代脱节。”童明说。
葛明补充道:“王澍也会使用电脑，手机，电子邮件，只是不依赖它们。他对现代生活和外面的世界是敞开怀抱的，随着出国讲学的次数增多，英语是越说越好了。”
但王澍确实具备别人没有的一种“古”意，就是慢下来的能力。“他能够非常专注、非常明晰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，而我们则是招架不及，混乱一团。这是我们和他之间差异性的一道鸿沟。”童明说。王澍曾用21天时间专门看康德的形而上学，看完后确定西方文化不能吸引他，转而坚定地深入中国文化。
童明现在不愿意看到的是人们仅仅从王澍的作品上追随和模仿他，“很可能短期之内蜂拥而现一大批瓦房、砖房风格的建筑，美其名曰‘王澍风格’，那就是好事变坏事了”。
“应该引起我们思考的是他的性格和品性。他坚定、执着，鲜明地探索自己的道路，他是天生有使命感的人，总是想看看能往前走到什么程度。内心强大，不骄不躁，保持巨大的热情和持久的专注。他做的建筑是有思想、有立场、有力量的表达，同时尊重人的生活和传统的价值。”